每晚扭開收音機會聽見一把中年男人的聲音語帶諷刺數落香港和中國人的劣根性，翻開報章又會看見他批評現今社會反智的文章。這個人的筆名是陶傑，真名是曹捷。為甚麼叫陶傑？「逃劫的諧音。」他說：「香港不正正是一個劫嗎？」


投胎出生的家庭，無從選擇，但「逃」到英國讀書工作後，竟毅然自投羅網回到這個「劫」之中。到底「陶傑」二字是虛有其名，還是暗示自己是一名「無間道」，為港人解劫？


色情還是情色？

三國時候，劉、關、張三人在嚴寒下三顧茅廬，為見諸葛亮一面，請他出山。這次，記者、編輯、攝影師三人在酷熱悶焗天氣下兩遭爽約，不為復興漢室，只求訪問。第三次相約，陶傑誓言旦旦說會準時正午12時出現。時間到了，他親自來電，聲言正在泊車，馬上就來，結果半小時後才出現。在訪問尾聲，一個追魂Call猛電了好幾次，每一次他也都說，馬上到，可是收?後還是怡然的繼續訪問。


他的馬上比別人的馬上不一樣。


他內在的時鐘，不以外面世界的現實為轉移。


眼前不是面觀如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的八尺高人，而是白恤衫?得變灰，穿深灰長褲的中年男人，轉身時，腋下數吋有數個破洞。可見，他已經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也不需要華衣去證實他的價值。


「自古文人多風流」，陶傑對此有一番看法：「風流不等如Sex，風流是人生的態度。我不追求物質和名利，算不算風流？」他不喜歡名牌，買得起Benz，卻只開Volkswagon，連花十多萬元買車也不捨得。除了生活態度，也將之貫徹於寫作之中，「我說一個Point，很容易讓別人指為親英、崇英。我不會理會，你說你的，我寫我的，因為你未『夠班』，我不會彎下身段遷就你。」他再反問一次：「這算不算風流？」


他在免費報紙寫鹹濕小說，對情色與色情，他自有一套理論：「色情在英文中叫Pornography，而情色叫Erotica。」當中色情是品味低下的，但由於社會有自由和品味教育，漸漸將兩者區分開來，他為此舉出一例：「大可將一張大?像和羅仲謙的照片給一名男同性戀者看，測試其反應。」他認為就算同樣是赤裸的胴體甚或性愛畫面，如講求?條、光影等美學效果，在色情上添置一層美感，色情就會昇華為情色，就如維納斯女神的畫像一樣，不會令人產生色情的聯想和性衝動。這正是香港教育由始至今所忽略的重點。


無可否認，陶傑才思敏捷，他很快便將美學引伸到訪問地點──大型外資連鎖咖啡店的市場哲學上，讚賞外國人懂得將舒適的環境和裝飾設計作招徠，不像中國人般，為「賺得更多」而將桌椅排得密密麻麻，「這?有沒有電視機？外國人就是有美學上的優勢，」他說：「所以中國人繼續做廉價勞工。」


「不要緊，一就是不要學巴黎、倫敦。要承認自己的DNA，香港最多只可以成為英式法治保障下最旺盛健全的商業城市。」他說。


一個作家的責任，就是給讀者帶來新的觀點與想法，你可以討厭他那鄙視中國人DNA的說法，可是，你要是讀過的書不?，你又無料去反駁，只能是坐?乾討厭。很多人對陶傑，都是邊罵邊讀與邊聽。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懂得怎樣接收，是讀者與聽眾的責任。


初嘗文學之味

年少時，陶傑一家居於灣仔天樂里。70年代不如現在多娛樂，小陶傑沒有錢買零食，左派家庭又禁止他看西方電影，每天午飯後他惟有穿上拖鞋，走到街口的藝美圖書公司「打書釘」。那時候沒有減肥纖體、飲食指南、炒股等書籍，在書架上隨意拿一本書，均是風花雪月，富文學藝術氣息。繼承了中國人DNA的小陶傑，就蹲在那兒看大半天。「其實主要歎冷氣，」他說：「家中沒有冷氣。」


看得多，慢慢對寫作產生興趣。喜歡過的詩人有余光中、卞之琳、舒巷城、何達、臧克家等。「文學是我的美食，嘗得多，知道甚麼是好貨色，甚麼是垃圾。」他說：「余光中、鄭愁予還可以，其他所提及的還未『夠班』。」


愛上寫作，本是好事，但作為報章編輯的父母竟然斷言反對，並說這會惹禍上身，「媽媽做『雞』的，當然不會想女兒做『雞』呢！」他說。記者見他語出驚人，追問，寫作沒像做妓女般淒慘吧？他古怪地笑?答：「見人見智吧，嘻哈哈……」


話說回來，小陶傑還是獨個兒看書，並買了《詩詞格律》，開始建立中國深厚的文學根基，知道甚麼是「平上去入」四聲；了解甚麼是「詞牌」等，「內容寫得非常好！」他說：「但現在香港社會不需要文學了，不需要歷史，不需要記得以往的事，因為香港已經壞了。」



令人作嘔的荒謬

他認為文學創作講才情，講究Ingredient，理科呢？可能講數理的天賦，也是他明顯缺乏的。


「X（髒話）！最糟被我老母迫讀理科！」他說父母根本不懂得何謂教育，硬要迫他讀理科，所以他的中學生涯悲慘得很。數學僅僅及格、化學更是從未及格，而最頭痛的，是中一時，生物科老師要求採集植物標本，以用作「光合作用」實驗。想不到今天文筆鋒利、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稱的他，也經歷過淒涼的校園生涯。「但我很喜歡中文、歷史。歷史科的筆記仍然保存?，字也寫得工整，還會自己畫插圖。」他說。


他15、6歲時，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他惆悵於理科教科書艱深內容，同時擔憂?會考後的將來。其後「四人幫」倒台，受害者也漸漸得到平反，他也得以一瞥「中國的成人世界是充滿荒謬」的現實，「我覺得很好笑，早幾年大公報的高層高呼反英，『四人幫』倒台後就將子女送到英國，為甚麼急於舔英女皇屁股呢？」他?記者必定要寫下這四個字：「令我作嘔！」


Trust and Honour

無論是有關中國的荒謬，還是理科教科書，年紀輕輕的他已看膩了，反胃了。稍後他的父母和他所罵的人一樣，送陶傑到英國讀書。完成中學後，先後上了華威大學和倫敦大學，並終於有機會翻開一本令他大開眼界的「無字天書」，「有些人埋怨我親英、崇英，其實英國是一本深奧的書。」他說：「在港英政府中做AO（政務官），只能看到其中幾頁，內?還有更厲害的內容。」


他畢業後進入了BBC World Service。在BBC的8、9年中，發現甚麼地方有趣，只消遞交申請表便行了。他試過拿?錄音筆參與工黨和保守黨會議；到愛丁堡採訪文化節；到歐洲大陸報導有關文化旅遊的事宜。「這是基於Trust和Honour。」他認為英國的公司既然聘請了員工，便會信任他們，只要有單據，便可索回酒店房租、乘火車等工作上的花費。


1988年，他到法國巴黎製作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革命始於1789年）特輯，極大的信任和自由度讓他自主地找人訪問，回到公司剪輯成幾集，每集半小時的節目。同事們會一起聽聲帶，建議哪個位置加一段《馬賽曲》以增強節奏，又會提醒哪些訪問意見不夠中肯。這種做事認真的態度，大概是Trust和Honour的來源。「可是現在派八、九十後回內地工幹，不是『血拼』，便是嫖妓，真正工作的又有多少？」他反問。


這本深奧的書翻到這?，出現了回港的引子。機緣巧合下，他認識了到牛津讀書的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陶傑對記者說：「很少人在BBC工作一輩子，否則會變成公務員。如電影《帝國驕雄》的導演Ridley Scott，他是BBC電視台舞台布景師出生。」在查良鏞的游說下，他決定回港幫他工作：「BBC提供的Training真的很好，但認為是時候回港當中文傳媒。」



失去的情感

在古今文學作品中窺探過中國三千年的文化精要，又觀摩過「英國」這本深奧的「天書」，陶傑回港後所寫的文章，自然非同凡響。「小農DNA」揶揄中國人的奴性；英文文章《The War At Home》引起國際風波，被菲律賓高調禁止入境；在《爽報》的專欄又被淫褻物品審裁處列為不雅。而對於在2003年寫於《明報》的文章《下台吧，董建華》一文，指出「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他向記者這樣解讀：「This is true。我坐在兩者花園之間的牆上，看過這邊，也看過那邊，又曾經走入英國人的後台，知道他們如何玩弄政治和新聞。如果我要取悅大多數人，大可以學劉夢熊，保證立即當上人大政協，但我不會這樣做。」


陶傑這名中國人說已經將自己Globalized，只將香港視作長大的地方，同時是這城市的一名過客：「對不起，直至1997年7月1，英國的教育將我的情感沉澱和靜止了。將來香港壞了，與我無關。」


這名「自我全球化」的人，將三名特首形容為三齣災難片：「分別是《大白鯊》、《沖天大火災》和《鐵達尼號》，香港人註定要死三次。」對於候任特首梁振英，他暗示梁不清楚自己已經失了很多言論自由和情緒表達，亦不懂得何時做小人，何時做君子，不了解「做小人的手段是為做君子的目標宗旨服務」的哲學，並將之和英殖時代前香港警務處副處長彭定國比較，讚揚彭是一名小人君子兼備的官員──先前在肯亞開槍殺死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族人，來到香港當官又能馬上變回一名紳士。



何來風骨？

談了這麼久，眼前衣?隨便的陶傑，怎樣看也不像一名紳士，到底他的真正身分是甚麼？本港有部分文化界人士稱他是文妓，即只要付得起錢，甚麼出賣自己、骯髒污穢的文章也寫得出，黃毓民甚至聲言黎智英只當陶傑是「雞」。

「『雞』是性工作者，為何要歧視？如果文有文妓，那有沒有商妓？有沒有法妓？」他說：「煲呔（現特首曾蔭權）以前為肥彭（香港最後一名港督彭定康）工作，現在為中央工作，是不是官妓？報章老闆開不開設風月版和馬經版？又是不是一名市妓？」


將文學比喻為美食，並享用過珍饈百味的陶傑，自然對「雞」從來就有一套精闢獨特的標準。「對於你們這些問題，我當自己高尚，心?笑你們幼稚。」他再次吩咐幼稚的記者必須寫下一個字，這次是英文：「這個指控是Childish！」


撇除文妓，文人給世人的感覺是兩袖清風、脫俗清高，寫作的詩文時常抒發國之將傾的悲苦，言行舉止更見錚錚風骨。


陶傑反問：「為何文人一定要有風骨？為何律師、醫生、會計、高官、特首沒有風骨？」並認為風骨一詞老早已經埋沒在歷史的黃土之中。全因中國古代民分四等，士、農、工、商，當中只有士識字，並可靠讀書考試扶搖直上，接近皇帝，因此所有人將整個包袱交給了士，祈望他們能夠捍?自己的利益。


「但今日所謂的文人風骨害人不淺，說文人不應富有，總之不可攫取任何好處。別以為文人必須救國，我對社會沒有責任。」他說：「如果我像其他人一般參選立法會，豈不是衝向共產黨的刀口上？」並引用古代名人例子：「岳飛、袁崇煥的下場是怎樣？」


萬萬想不到，來到訪問尾聲，他竟然會將自己與力抵蠻夷外族的中華民族英雄相題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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