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Beyond有首歌叫《Amani》，有句歌詞是這樣：

「祂　主宰世上一切　祂的歌唱出愛　祂的真理遍佈這地球」

無論是基督教或是伊斯蘭教，均認為世人縱有膚色、性別、職業等之分，但同是神的創造物，在世界的大家庭中人人平等，毫不存在優越與低劣之分。然而我們的無知和對種族的偏見，慢慢醞釀成歧視，一直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在2009年才實施「種族歧視條例」，落後得很。由教育的失誤及至社會歧視，令少數族裔就業困難，並衍生不少社會問題。


根據2006年7月的人口普查數字，少數族裔（非華裔人士）有34萬名，時至今天，數目可能已超過40萬，而當中的十多萬是勢孤力弱，處於社會邊緣的南亞裔人士。因為香港近期經濟好，加上最低工資每小時28元帶來薪金上升效應，令不少人離開工時長，累人非常的飲食業，於是餐廳增加聘請少數族裔，以填補清潔、傳菜等職位空缺。一向性別觀念極重的巴基斯坦人也開始放棄固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女性紛紛投身飲食業，一改以往只有男性工作的印象。少數族裔靠自己的努力在職場上打拼的最明顯例子，是最近頻頻出鏡的新聞女主播利君雅，她證明了少數族裔除了可以作為香港低技術工作的勞動力之外，亦可擔當專業工作。


然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城市中，他們能輕易地找到一份愜意的工作嗎？


種族平等鬥士

來到融樂會在大角嘴工廠區的辦事處，按下門鈴，很快就有一位南亞裔女士應門。正當準備用早已生疏的英語表明記者身分時，她已經開口：「請問有乜貴幹？」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令我為自己學習了20年的英語水平而感到慚愧不堪。


坐在沙發上，看見王惠芬坐在一個房間內與另一位南亞裔女士討論一些事，她看見我到步，很快便走出來，展現一副熱情而親切的笑容，令人暫時忘卻她是一位種族平等的鬥士，身後還有成千上萬的少數族裔等待她的帶領，爭取權益。事前搜集資料，看過城市論壇，知道她一談起少數族裔，總是停不了口，滔滔不絕。果然，聞名不如見面。


有件真人真事是這樣的：「離開家鄉，來到千里之遙的香港，能在這個華人的國度?找到一份工作已經難得，而且薪水足以養活全家人，老實說，我心滿意足了。」一位巴基斯坦男人知足常樂的天性，卻換來這個城市邪惡的欺詐。


他來港的時候正當盛年，但因為教育程度低，語言不通，加上服飾和樣貌和一般市民有差異而受到歧視，很難找工作。其後幸運地找到工作，是單幢大廈的保安員，雖然工作時間一星期七天，每天做足24小時，並且全年無休，但薪金足以養活家人，已教他滿意非常。多年來，他們一家人相逢的時間，就是妻兒送飯給爸爸的珍貴一刻。20年後，這位巴基斯坦人老了，從未失職的他被老闆辭退，但由於沒有簽署僱用合約，最終勞工法例賦予享有的「長期服務金」和整整20年中的有薪假期，盡被無良僱主侵吞。


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說畢這個故事後說：「當時聽後覺得很無奈，很痛心！」致力推動種族平等、保障少數族裔利益的融樂會得悉這些不平等對待，總會嘗試幫忙「他們很怕事，但我們會鼓勵他們挺身而出。」王惠芬說：「盡能力幫他們Fight！」


因無知而建立的屏障

「僱主有意聘用他們可以說已經退了『一萬步』，」王惠芬說：「因為他們不懂中文，很難和同事溝通。」但這「一萬步」退得並不徹底，她發覺僱主在招聘廣告中常有一欄「中五畢業，中英文合格」。事實上，如侍應、保安等工作，只需具備廣東話聽、講的能力已經足夠應付，這個不符實際的入職要求卻成為了少數族裔嘗試融入社會，自食其力的一大障礙。


有一次王惠芬事先和一名搬運公司老闆談妥聘用工人的條件，次日當她帶一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應徵時，老闆突然變臉，歪?嘴，不停上下打量那名巴籍男士，推搪說：「他長鬍子呢！」王惠芬駁斥搬貨根本不用理會有沒有鬍子，老闆就開始刁難他們：「他懂不懂普通話？」出這種明顯的種族歧視，王惠芬表示原因是不少僱主因為平常很少接觸少數族裔人士，因為陌生而產生恐懼，當考慮聘請少數族裔時會猶豫，可能不想冒險，怕浪費培訓的資源。


話雖如此，有些跨國企業也喜歡聘請南亞裔人士，因為他們性格普遍較熱情、友善，適合擔當顧客服務的工作，而且這種熱情能感染其他同事，為刻板的工作帶來輕鬆的氣氛。因此不難看見大型連銷咖啡店會聘用少數族裔學生作為侍應和咖啡調配員，除了因為良好英語水平和印象友善之外，還可以為跨國公司帶來種族多樣性（Racial Diversity）的形像，為品牌聲譽和進一步全球化帶來正面影響。除此之外，由於南亞裔人士文化和衣?風格有別，不少聘用少數族裔作設計師的僱主也認為他們在用色方面遠比港人大膽，為設計意念帶來衝擊。


現實歸現實，能夠在職場上衝鋒陷陣的少數族裔，其實少之又少。


無形的種族隔離

常言道知識就是力量，教育改變命運，但這些說話對少數族裔來說，卻聽不進耳。


在一些舊區的公園或街頭上，有時候會看見一些南亞裔青年聚集，縱使他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但由於膚色和文化的關係，永遠和主流社會脫節，他門就像一個個鬧市中的幽靈，沒有人願意接觸，受到主流社會無形的排斥，於是他們唯有自成一國，到處飄盪，有意無意地在周圍建立一堵牆，把其他人間隔開來。「其實這群年輕人曾經也想融入香港社會，」王惠芬說：「但從小學開始已經做不到。」


3年的幼兒教育對小朋友學習語言來說是非常重要。可是少數族裔小朋友的父母不懂中文，單靠幼稚園學習中文顯然不足夠，所以中文語境遠比華裔小朋友弱，最終少數族裔小朋友幼稚園畢業，只能認得到30至40個中文字，比較之下，華裔小朋友卻可達300至400字。升上小學，中文課程日深，主流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又沒有特別支援，於是中文成績開始每況愈下，由小二、三剛剛及格，到小四、五不及格。「小朋友看見功課、考試卷上一個又一個大交叉，會讀得愉快嗎？」王惠芬反問。


因為他們習慣和華裔小朋友玩耍，所以聽和講廣東話的能力不俗，讓老師誤以為他們在中文學習上沒有問題。「但始終看和寫中文的能力低，致使成績日差，導致老師初時認為他們懶，之後是笨，」王惠芬皺?眉頭說：「最後是壞！」大部分小學也用中文教授數學和常識，因此中文程度差間接影響其他科目的成績，導致整體成績愈來愈差，對學習失去興趣，連最後對僅餘的英文課也失去動力。永遠事倍功半的經驗下，成績和前途也就放任自流。小時候在學校中充滿挫折，長大後，在繁榮的商業世界中沒有前途，便容易受罪惡感染，所以少數族裔的犯案率偏高，而且不少更以濫藥來逃避問題，成為新的社會問題。


有見及此，政府便推出了「指定學校」的政策，提供特別中文教學支援，吸納少數族裔學生就讀，由教育入手，改善少數族裔的學習和未來，吸引不少學校為免殺校而參加。可是，問題便來了，學裡內大部分均是少數族裔學生，中文語境非常差，試問少數族裔小學生和同鄉聊天，真的會用中文嗎？「當然不會，簡直扼殺他們日後融入社會的能力，所以我們會先和政府商討減少『指定學校』數目。」王惠芬說：「如無改善，最後手段是進行司法覆核，控告政府，理由是這會造成Racial Segregation（種族隔離）！」


站在盲點之上

政府和僱主總站在一個盲點上，永遠?眼於他們較弱的中文能力，而不懂得轉個角度看，找出少數族裔的優點。他們雖然中文能力欠佳，卻在香港雙語並行的環境下學懂一口不俗的英語，不少水準還遠勝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況且他們的母語，在某些情況彌補了中文能力的不足，起碼香港本身也有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更有不少來自南亞的旅客，可以擔任翻譯工作。


王惠芬指出其實有很多政府部門也有聘請少數族裔的需要，就如勞工處，可以在每間就業中心聘請一至兩個「職業大使」，進行簡單的職位要求翻譯，或作為就業主任的傳譯，改善少數族裔就業情況。其他如母嬰健康院、社會福利署、公立醫院、入境處、海關等，每天面對少數族裔，大可設立翻譯一職。這樣除了改善少數族裔的就業情況，亦改善公共服務的質素，更能表現出香港是一個種族共融的國際都會。「這不只是雙贏，」她說：「正確來說是Win-Win-Win，三贏局面。」


可笑的是，香港政府時常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但在王惠芬的眼中，只是徹底的International Making Money City（國際賺錢城市）。這?很繁榮，每天不少外籍人士出入香港，但繁榮背後，土身土長的少數族裔卻分享不到當中的成果。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卻無情地阻礙少數族裔作階層爬升，造成跨代貧窮，永遠處於社會的邊緣之上。


「祂　怎麼一去不返？祂可否會感到　烽煙掩蓋天空與未來？」

「祂」一字，可以指所有人，包括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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