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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寧是兩棲類動物專家，但他的興趣不止於青蛙。訪問當日，他隨身帶上望遠鏡，並不是為青蛙而帶，「除了青蛙，我也愛觀鳥。」
他熱愛動物，啟蒙自父親，「家?附近有甚麼動物，我父親都會養，貓、鳥、白鴿，甚至是白老鼠。」他的科學考察精神，則始於中三。當年學校生物科老師鮑神父希望成立水族館，劉惠寧與數名同學自薦幫忙，數人走上西區龍虎山，卻被沿路溪間的蝌蚪、青蛙所吸引，更遇上水蛇，「當時我們以為蛇都是有毒，很驚，但又很想研究。」他們於是「膽粗粗」用網圍捕水蛇，最終得手，並帶回學校，「後來才知道牠是無毒的。」自此，學校就有一個讓他研究兩棲類動物的房間，「一見到罕有的生物，就捉回學校養。」
為青蛙 犧牲又何憾？
這種「捉來養」的做法，竟令劉惠寧成為「青蛙博士」。九十年代的玫瑰園計畫，令赤鱲角搖身一變成國際機場，但在機場尚未動工前，數以百計聚居島上的瀕危物種盧文氏樹蛙，意外受到全港矚目。劉惠寧當年獲資助研究盧文氏樹蛙，並準備拯救行動。
要尋找平均身長不足兩厘米的盧文氏樹蛙，原來不是靠眼看，而是用耳聽。劉惠寧當年，在多個夜深人靜的晚上，於山上尋找雄蛙求偶時發出的「噠噠噠」叫聲，只要走到聲音附近，以電筒定位，雄蛙即無所遁形。可是，雌蛙不叫，劉惠寧只可在魚塘邊守株待「蛙」，「雌蛙會在魚塘排卵， 只有這個時間才比較容易找到。」最後，他的拯救隊共找到二百多隻盧文氏樹蛙，經過兩年人工繁殖，增至逾千隻，並將牠們分散置放於香港多個適合其成長的地點。
知天命之年 從商更輕鬆
拯救行動是劉惠寧的成名作，亦令他一直決心從事環團工作。直至今年四月，他辭去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濕地保育總監，轉任私人顧問公司的保育及生態總監。五十五歲才首次踏足商界，他看到的，不是商業社會的叢林法則，反而過得輕鬆，「要覆的電郵少了，行政工作少很多，身邊的同事亦只有幾個。」
餘裕難得，他卻不敢偷懶，更在四個月前成立香港濕地保育協會，擔任主席，並找來好友綠色力量副主席文志森義務幫忙。問他成立協會的原因，他笑言：「（濕地保育）無人肯出錢請人做，唯有自己做。」乍聽有點諷刺，因為他在WWF的職銜，正是濕地保育總監，主管米埔自然保護區。離職不久即另起爐灶，豈不是跟舊公司對?幹？劉惠寧卻以一貫的溫文及冷靜回答：「WWF在米埔的管理及培訓都做得很好，但離開了保護區範圍後，香港的濕地保育仍有很多要進步的地方。」
劉惠寧話說得冷靜，心?卻非常?急。米埔自然保護區生態受法例保障，但保護區邊界外的魚塘，近年有遭荒廢的、有被填平作堆貨的、更有被用作堆廢料的，米埔旁邊的濕地，正在變乾。在他眼中，米埔內外屬同一生態系統，難以分割，但「土地大辯論」的焦點，卻過分聚焦於填海與發展郊野公園。他於是趕在諮詢完結之前提交建議，容許發展商將位於濕地保育區的發展項目，轉移至外圍的濕地緩衝區，發展商換地後，更可增加房屋發展密度，但要將部分收益用作保育荒廢魚塘。
願與發展商「談心」
與發展商談合作，被不少環團中人看成是與虎謀皮，但這種合作劉惠寧並不陌生。2011年加入WWF的他，當時正是接手與發展商合作發展毗鄰米埔的豐樂圍項目。雖然項目最終在爭議聲中，由WWF宣布單方面結束合作，但劉惠寧回首風波，始終認為合作的想法並不是錯，「我們一起合作發展，只是犧牲百分之五的土地，卻換來百分之九十五的保育，為甚麼不好？」
務實派的他傾向合作，「不少魚塘是私人土地，部分更是發展商擁有，做保育很倚靠政府及業權人，如果我們環團跟居民關係太『僵』，無互信就很難做，只講后海灣不可發展，發展商就不願意『坐低傾』。」過去我們相信，不發展也是一種保育，理論應用在濕地之上，卻是另一個故事，「濕地不是森林，不會自己成長，周圍的魚塘變乾，最終會波及米埔。」
在他眼中，米埔的情況就像昔日的盧文氏樹蛙，「搬走牠們就有生機，甚麼都不做，損失的反而更多。」二十多年前，他是務實行動派，今日也是一樣。
七地樹蛙 一樣理想
協助盧文氏樹蛙搬遷的「青蛙博士」，一直未完成盧文氏樹蛙生長情況的監察研究，身邊好友一直笑他「走數」，事實是他心中有數，知道瀕危樹蛙活得很好，毋須趕住急救。
盧文氏樹蛙當年散落到七個地區，劉惠寧說，其中遷往西貢蕉坑一帶的盧文氏樹蛙，成長情況最理想。要估計當地有多少隻盧文氏樹蛙，原來也要等雄蛙發情鳴叫，「我們要憑聲音判斷附近有多少雄蛙，分散到多遠，由此估算雌蛙的數量。」
他笑言，當年的拯救行動原來有漏網之「蛙」，但牠們竟熬過工程影響，赤鱲角附近的山頭近年更發現盧文氏樹蛙的蹤迹。也許是樹蛙們都活得太好了，劉惠寧原本要做的成長監察研究，拖到今日還未完成，被朋友笑他「走數」，他卻笑住回應，將來會做的，「監察研究遲做也不怕，時間相隔愈耐，數字愈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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