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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明、杜佑明、張正均等名字，散落在泛黃的報道及評論一隅，代表着不同時期的杜耀明。二十六歲時，他自詡「好打得」，相信自己所寫的一套，這種「致命的自負」令他不夠謙虛。為人師表後，他教學生放眼四方，發掘更多深入報道的處理手法，教人也育己。今年6月，他將退休，正式離開浸大新聞系，反而心思思想做回記者 ，筆錄更多未被發掘的人權故事。學生們無不盛讚的「身教」，大抵就是這樣。
「橫眉冷對」可說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的生招牌。打從96年1月首個星期在報章撰寫《橫眉冷對》的專欄開始，他五年間寫足二百七十篇批評政府的評論，及後論政專欄被抽起，他才驚覺這平台對他已相當容忍。「那時面對政治過渡、主權回歸，你會發覺社會上異議評論不多，大家一路寫一路祈禱，因為不知香港將會發生甚麼事。我自己也沒有想多，只是想記錄香港主權過渡的時刻。」
翻開他昔日評論，篇篇有的放矢。「政治白卷 民主欠奉」、「多數服從少數的政治鬧劇」、「民主倒退 責人不如責己」，全是出自他手筆的標題，字字辛辣。「那時稿酬高，一蚊一隻字，通常寫一個晚上，主要是自我治療，宣泄不滿，令自己沒那麼難受。」除了可觀稿酬，這一大疊泛黃篇章也為他連續四年贏得人權新聞獎。寫評論為自我治療及後他失去紙媒的宣泄平台，轉戰收費電視參與每周一次的時事點評節目，同時着手搞工會，墮入「三年又三年」的「無間地獄」，一踩便十三年。
當年浸大強推薪酬改革，要求全校教職員轉新制，除了人工改跟「市價」，升遷評核方法也有變， 由部門主管「話事」，變相鼓吹擦鞋文化。工會一出，不消一個月便吸納五百多名會員，「這是工會的作用，短時間內團結所有會員。」不過校方改用「升職不加薪」請君入甕，會員相繼棄械簽約，最後只剩八人死守舊約。事過境遷，他心水更清，「若沒有工會抗爭，校方不會提出『升職不加薪』方案，當年工會造福了很多人升職做教授，他們其實都因工會得益。」
他教學生做新聞要「採訪樹木、寫出森林」，他搞工會也是要對準整片森林的管理問題，「改制為何可以勇往直前、不聽意見，原因就是整個『由上而下』的管治方式，沒錯，是有諮詢，意見亦會接受，只不過一切照舊。」
2015年校董會一場非法選舉爭議，因高級講師職級以下職員無權投票，工會質疑違法，於是向校董會出了幾封律師信，校董會才肯改正，讓所有教學人員及同級行政人員有權參與投票，並進行重選。
「還我好老師」
以前只有六百多人投票的「小圈子選舉」，因工會窮追不捨，現在有二千人可投票，令管理層能面向更多民意。浸大持續進修學院逾十名講師向工會投訴，稱被高層逼辭職，杜耀明也相信，或多或少是因非法選舉事件，他們才肯「站出來」。
搞工會，比在報紙寫文難得太多，他深深體會，「寫文好易，只是指點江山；工會則令你覺得在『做到』與『做不到』之間。」幸好仍有一班學生，一直陪着他走。
「浸大民調事件」中，他最難忘的是學生懂事生性，「我們指出了問題所在，不同學生也八方支援，連幫手做民調的學生也企出來反對，指出學校犯了低級錯誤。」當時四方八面有人向他耳邊傳話，企圖想勸他知難而退，但他不當一回事，「這些人連直接面對我的勇氣都無，我是有壓力，難道幫手做研究的同學就沒有壓力？We don't walk alone（我們並不孤單）。」他曾經也打定輸數要被解僱，但學生在大學民主牆張貼「還我好老師」的大字報，揚言罷課聲援，他今天仍感激，學生救了他一命。接下來的日子，浸大新聞系課程迎來不少改革爭議，不過因為一封電郵，杜耀明對新聞系徹底心淡。
心思思做回記者
「當時涉及廣播新聞要從中文新聞中抽出來，理據好像不太成立，故我去了台灣了解當地課程後，寫了份報告，並羅列五十一條問題，以電郵傳給傳理學院所有人，最後系主任一條也無答過，我就知以後也不用再寫了。」
今年6月他將正式離開浸大新聞系，竟心思思做回記者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和體力，再做多些深入的人權新聞故事。」但他「戴定頭盔」，笑說做記者 考體力及意志力，「隨時要走勻荃灣、大角嘴、深水埗及屯門等，採訪新來港人士及窮人，少點體力都不行。」
談到退休，他沒有不捨，「我只是離開浸會大學，學生幾時見、邊度見都得。」今年初，他的學生便於社交平台發起一人一文接龍行動，賀這位腰骨硬淨的老師榮休。學生寫出與老師的點滴往事，杜耀明十居其九都忘了，不過，這種失而復得，來得剛好。
本文摘自2017年3月18日《星島日報》每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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